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，而7月16日，也是有“中国电影之父”美誉的郑正秋去世80周年。这位上海官商之家的逆子，一生钟爱戏剧，从票友、剧评家进而编导线岁时，他编剧并与张石川共同导演了《难夫难妻》，遂有第一部中国电影故事片。1922年他又与张石川等人共组明星影片公司，创办明星影戏学校，一身兼任编剧、导演和校长。他编导了《劳工之爱情》、《孤儿救祖记》、《姊妹花》等40余部电影，在那个新旧交替风云变幻的时代，戏剧成为改良社会、的工具，并为中国电影培养了蔡楚生、阮玲玉等一批人才。到1935年46岁时去世，他始终从各个领域进行电影的试验和创造，不仅在当时独树一帜，更为中国电影民族化，开辟了一条道。

　　郑正秋祖上是广东潮阳人，祖父郑介臣头脑活络，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，他即举家到上海经商，在小东门开了家郑洽记土栈（鸦片批发栈）。

　　郑正秋小学上的是由英籍嘉道里创办的兼收中外籍子弟的育才公学，该校有英语教学，教育观念而严谨。这里的老师不仅有金发碧眼的，还有剪了辫子的中国人，在当时的上海可谓摩登新潮。但1902年，这所学校竟然爆发了一场，领头人便是14岁的学生郑正秋。

　　事起洋先生在课堂上学生。本来在那个年代，学生司空见惯。但郑正秋不服的是，洋先生不是一直学生平等、、，但动辄学生，平等、、又在哪里？眼看洋先生到校长那里，郑正秋便也振臂一呼带着学生们冲进校长室，要求取消。几天后，校长向教职员工和学生宣布：“从今往后，本校取消。”

　　虽然经此，郑正秋成了学校里的小英雄，但消息传到家里，他便成了目无师长的逆子！按家里的意思，郑正秋将来是要接手家族的郑洽记土栈生意，让他上育才公学也是为了他学点洋文洋务，日后做生意能与打交道。如今学业未成却学会了，与其被新学教得大逆不道，还不如约束在家，按部就班学做生意。一家之长郑让卿主意已定，不顾儿子百般不愿，硬是断了他的学业。

　　14岁的郑正秋成了郑洽记土栈的少老板，白天周旋于商贾之间，晚上则埋头读书。学校不能上，没有老师教，他就自己找书看，很快他的眼睛就近视了，小小年纪架着厚厚的近视眼镜，倒也平添几分老成。他还迷上了戏园子，一出《空城计》，光唱片他就听坏了5张。这个上海有名的戏呆子、戏园子里的常客，很快成了名角们的知音，一来二去，郑正秋与名伶交好的消息就传到了家里，这让郑让卿。为了拴住儿子，他马上着手给儿子成亲，不料他一手包办的婚姻，结果却是儿媳妇也成了戏迷，小两口天天看戏，有说有笑，成何体统。于是他又出了第二招，花钱在张之洞那里买了个“侯官”的，逼着郑正秋立即去湖北任职。在湖北的两年，郑正秋官气没沾上，却以“宦海茫茫，不可以居”，不等实缺到手便洁身而退，回到上海，再入商场。

　　1910年11月26日，于右任主办的、以反清反外侮而立的《民立报》，破天荒发表了署名正秋的长篇剧评《丽丽所戏言》。《戏言》开明义指出戏剧的教育功能：“戏剧能移人性情，有俾风化”，指出演员的文化素养、思想品德直接关系到表演的水平——艺品系于人品。《戏言》于剖析、阐述戏曲表演的基本要素：声调、唱工、说白、做工的同时，对当时主要的戏曲演员一一分析评论，指出各人的表演特色，所长所短。《戏言》的发表在戏曲界引起极大反响。翌年2月，《民立报》正式推出戏剧副刊，郑芳泽正式以郑正秋这个名字，进入中国戏剧史、电影史。

　　当时的中国，上，辛亥刚刚了清，文化上，各种频出，洋玩意儿也屡见不鲜，西洋音乐、话剧（当时称新剧、文明戏）经常上演，电影放映也已成常态。但那个时候，郑正秋对京戏的兴趣渐渐转向新剧，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写了部辛亥的长篇新剧《铁血鸳鸯》。

　　从1895年12月28日电影诞生以来，西风东渐，中国人也已经认识了这个新玩意儿。在上海唐家弄的徐园、泥城桥下的奇园以及天华茶园、四马的四海界平楼、青莲阁茶馆，都早早有过影戏放映。北四川海宁口，西班牙商人建了个“维多利亚大戏院”专放电影，nichkhun kiss此后各种戏院也开始做起了放电影的生意。在，丰泰馆主人任景丰在1905年拍摄了第一部中国电影《定军山》。郑正秋与张石川都敏锐地意识到了电影这个商机，一拍即合，随即组建了新民公司，专事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、导、演业务，资金和技术、发行则由亚细亚影戏公司负责。

　　郑正秋专心开始准备电影素材。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已经深得观众好评的新剧《黑籍》。但鸦片在外国人眼里是赚钱的捷径，当然遭到外国老板依什尔的反对，依什尔说如果拍这个，他一分钱也不会投入。最后《黑籍》只能搁浅。

　　郑正秋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琢磨，想到了老家潮州一带的包办婚姻，便写了个《洞房花烛》的剧本，按照当时盛行的文明新剧的结构形式编写。1913年秋天，《洞房花烛》在上海开拍。依什尔掌机摄影，郑正秋负责指挥演员，张石川负责摄影机摆放。演员都是来自新剧舞台，女角也由男伶扮演。

　　《洞房花烛》拍着拍着，郑正秋越来越从这喜闹剧里生出一股悲哀：此时大洋彼岸的妇女们在争取选举权，有的妇女勇敢地冲进赛马场，丧生在马蹄之下。而在中国，鼓吹了多年，百姓都不知道应有的，婚姻更是不能自主……拍到最后一个镜头，他把喜气洋洋的《洞房花烛》改名为悲剧意味的《难夫难妻》。

　　1913年9月29日，首部我国自己摄制的社会剧电影《难夫难妻》在上海新新舞台试映。那天，郑正秋来到新新舞台，此时剧场里已是人头攒动观者如潮，他倚在最后一排墙上，听到了观众那响亮的鼓掌声和喝彩声，激动不已。

　　当时的报道说，在连续放映的60多天里，这部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引起了空前轰动，人们奔走相告，竞相观看。后来电影评论家柯灵认为，在描写包办婚姻方面，这部影片比胡适1919年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的独幕剧《终身大事》还早6年，内容也比后者有深度。夏衍则称，它“给中国电影事业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