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时会觉得奇怪，除了卡夫卡的《审判》，让我废寝忘食的书，都是短篇小说，中国的是《世说新语》，外国的，在15年前读书时发现了曼斯菲尔德，后来就有博尔赫斯、卡弗，去年有基罗加。

　　可是基罗加我差点错过，其实已经错过了两年。这本书是1999年在上海书城买的，过几天想起来，翻开来，先读完序言，就对此书毫无兴趣了，搁在书架上。又过几天，有点不甘心，再打开来，正好翻到《死去的人》，读了一遍，也兴趣了了，又塞回书架。

　　不幸的是，以后拿了好几回，都正好翻到178页，读到这篇小说。重复了多次，就不想重复了。有时又去看看序言，索然寡味。序言是江志方写的。这么一部出色的短篇小说，序言能够写得这样味同嚼蜡，可见这位老先生写序言的功夫已无与伦比了。

　　去年夏天我迁居时，书都藏在别人家里，只带了十多本书来到这座城市，其中就有《基罗加作品选》，因为我一直记着没好好读过，非常不甘心。数十天后，我将带来的书读了两三遍，就连关于张爱玲的四种传记也都看了两遍了，却没有去动这本书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将我的爪子伸向了它。

　　看序言，翻到178页，重复了一遍过去的经历，我叹息一声，放下书，彷徨四顾，茫然若失，可是实在没什么书可以看，永夜难消，只好从第一篇看起。

　　第一篇，《羽毛枕头》，是一个恐怖故事。新娘生病了，日渐消瘦，出现，然后死了。原来枕头里有一只动物，一种鸟类的寄生虫，将吸管插进她的脑袋，在五天五夜里吸干了她的血，枕头变得非常重。

　　另一篇《挨宰的鸡》中，有四个傻子兄弟和一个正常的妹妹。傻子兄弟们有一次看到父母在宰杀一只鸡，后来就将妹妹拖到厨房，像杀鸡似的把妹妹杀掉了。

　　这两篇让人毛发直竖的小说，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特别深，却足够吸引我看下去了。没想到下面的小说更让我心里发毛。

　　巴拉那河总是在下雨，太阳出来时，天气奇热，能把人身上的油脂全部蒸发。伐木工人签下一份合同，在小镇上尽情纵欲，喝得烂醉，，赌博，买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东西，花光他们的预付款，然后在阴湿的山上苦干九个月。在森林中，等待他们的是雇主的，牛虻，迷幻蚊，还有致命的恶性寒热病，奎宁如果止不住第二次发作，就会在一个角落里缩成一团死去。要是想逃跑，哨兵手里有连发枪。

　　他们怀着对这种生活的，精疲力尽地回到山下，可是没多久，又签订了新的合同。生活在周而复始，生活永远没有指望，消耗的是青春和力气，得到的是年龄和疾病。

　　在《雇工》和《一掴之仇》中，描写的就是这种生活，讨论生活的意义变得如此没有意义，像跟野狗讨论哲学，即使他们出发前的狂欢，也是在烂醉如泥中。人像驴子一样，不同的是，他们前面没有一棵引诱的青菜。还有一点不同：驴子老到干不动的时候，可以被宰掉，也可以在野地里啃些青草，可是他们老到干不动，却没有这样幸运，没有人有兴趣宰他们，也不能凭啃青草度日。在《一掴之仇》中，有一种报复的快乐，可报复过后，是永远的逃亡。

　　忧郁瘦小、面无血色的首饰匠卡西姆手艺精湛，诚实肯干。他有一个奔放漂亮、对丈夫不满意的妻子，常常会看着窗外的行人，觉得那个人也许该是自己的丈夫。她喜欢试戴那些首饰，最失望的是卡西姆加工好首饰要送还给别人。有一次他加工价值五千比索的镶有两颗独料钻石别针时，他们的矛盾了，妻子要卷走别针逃走，歇斯底里大发作，卡西姆却不肯失信于人，最后，他趁妻子睡着时，用别针刺死了她。这个故事让人想到莫泊桑的《项链》，但人物与事件全然不同。卡西姆的妻子、陶醉、心高命穷，始终不肯放弃少女时代想用婚姻来攀龙附凤的梦想，畸变成对宝石的迷恋，心理遂变得极端虚幻、怨毒。

　　《香木屋顶》则是一个轻喜剧。奥尔加斯修建了一座有刺猬式屋顶的房子，谋得一个户籍登记处处长的。他把申报的人口登记在小纸条上，塞在饼干箱里。别人来找他时，每次要等上十多分钟。天晴时，他总是在屋顶上修修补补，下雨了，则在屋里移动床的。他这样过了四年，终于司法视察员来检查工作了，叫他三天之内整理好登记簿，否则就要采取行动。他估计了一下，为能继续有时间修补屋顶，只好，花了三天三夜干完十二本登记簿的整理工作。结尾有点欧·亨利式的，他在大雨中冒着生命将登记簿送达视察员手里，视察员放声大笑：“可是我对您说的话，只不过是我必须对您说点什么呀！老兄，您真是个傻瓜！干吗要找这些麻烦哪！”

　　奥尔加斯修茸屋顶的事情让我特别感兴趣。本来修建房子是为他居住的，可后来变成他活着为了修房顶，这种倒置常常发生在我们生活中，甚至成为一种信条：干活是为了吃饭，可是往往被倒置成吃饭为了干活，从而提倡一种奉献，树立榜样，抵消了人的需要这种最大的原动力。不记得谁写过一篇小说，讲的是自己准备熬夜写作，发现只有一根火柴了，他只好点上煤气灶，以备抽烟，可何不在煤气灶上放上水壶呢？开水很快灌满了家里的热水瓶，何不洗个澡呢？洗好澡好舒服，何不睡觉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