俗话说：提起吃饭，鞋底踏烂。那是因为肚子饥饿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又有说法，提起看电影，撂下饭碗，是因为文化生活饥渴。我是一个老电影迷，有一段时间，我工资的三分之一给了电影院。

　　提起我自己看电影的往事，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了。那时我还在陕北，有一天，陕北米脂城来了个放眏队，给老百姓放电影。但“电影”是个什么东西，我们都不知晓，只是都往县城北门外张糜子沟跑。我父亲拉着幼小的我，也去看热闹。到了张糜子沟，我看见土坡上已经人山人海。在一个土台子上的两棵树之间，挂了一块白布，离这面白布不远处放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了一个东西，旁边有人在捣鼓。不一会儿，白布亮了，出现了影像：尘土飞扬，有一群人举着大刀，狂追马队，但只见人追、马跑，听不见声音（后来才知道那是无声电影）。乡亲们看得目瞪口呆，感觉稀奇极了。这就是我脑海里最初的“电影”。

　　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，我随西北文艺工作团进城住西一的武庙。当时西安的文化部门接收了一批国统区拍摄的影片，需要审查后，选择上映。那时期，我做了一段电影审查工作，所以几乎天天看电影，这让我美美地过了一把电影瘾。解放初，西安只有竹笆市的“阿房宫”、马坊门的“民光”、北大街钟楼旁“明星”三个影院，审片就在“明星”。我们观看了不少的三四十年代的旧影片。如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《马》《三毛流浪记》《乌鸦与麻雀》《八千里云和月》《太太》《万家灯火》《丽人行》《夜店》等等。我也记住了白杨、周璇、上官云珠、吴茵、舒绣文、黄英、赵丹、蓝马以及殷秀岑、韩兰根、石挥诸多电影明星的名字。

　　我记得1953年首都举行优秀影片评选，其中《乌鸦与麻雀》没有评上金，据说周总理打抱不平，向局打报告，总理说，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们在高压下，拍摄出揭露的影片，应受到尊重。毛也说：总理这个不平打得好。最终《乌鸦与麻雀》获得金，在电影界传为佳话。

　　五十年代以后，我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起来，全国有了好多的制片厂，拍摄出了许多优秀影片，像《党的女儿》《渡江侦察记》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《山间铃响马帮来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。这时我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电影迷。最让我百看不厌的是反特故事片《冰山上的来客》。此片是以古兰丹姆为主线，展开敌我暗战，导演手法奇特，动魄。片中最后古兰丹姆大白时，杨排长（梁音饰）一声令下：阿米尔“冲”，至今仍响在我耳边，片中的插曲也传唱至今。还有苏联卫国战争英雄片，着实教育了我们那一代青年。

　　电影业的发展，随之带动了西安影院的建设，当时新建了解放的“解放”、西大街的“群众”、北门口的“和平“、东大街的“西北”“平安”、南大街的“”、东关的“”等影院。另外，全市的各个工人俱乐部也放电影。那年那月，尤其是解放初的影院，设备非常简陋。进影院掀起门帘就是池子，一排排连座木椅，顶吊四个木叶电扇，两边墙上有几个小窗子，挂黑布帘，用时盖住，不用拉开。影院前门进，后门出，仅有一条窄道道，拥拥挤挤；影院里夏天如蒸笼，冬季冷的冻脚。如有好片，观众倍增，各影院错开时间上映，往往荧幕上就会出现“片子未到，请稍等”字样，这时池子里顿时成了市场，抽烟的，呼张喊李的，心急火燎排队上厕所的，一片杂乱。大家听到一声铃响，又一拥而进，有人提着裤子往里跑。池子一片漆黑，没有地灯，找不到原位，还会出现误坐他人怀里的笑话。

　　那个时候，影院都有跑片师傅，那可真是一批辛苦的哥们。他们不分寒暑，从早到晚，骑上自行车，带上用帆布装着的拷贝，满大街的飞跑，传换影片，是一道风景。他们常常饭也顾不上吃，真值得点赞。

　　如果片子火爆，一票难求时，影院门前又会展示出好看的景观，那就是“吊票族”。吊票有三种方式：一是等票式，准备贰角五分或贰角钱，等待退票客：二是抢票式，发现有人退票，一哄而上，众多手臂一齐争抢：三是侦察式，采用侦察手段，眼观八方，察言观色，发现退票对象，马上靠近，一手交钱对方递票，成功率很高。我在门工作的老公，就经常用这种方式给我“吊票”。那年月的人们，都比较文明，退票不加价，抢票不动粗。

　　那年月，个人家里无声（收音机），无影（电视机），很大的娱乐就是进电影院看场电影。有时周六新城队院子放电影，给干部家属卖票五分钱，我们全家就一齐出动。院子小，人满为患，没有地方坐，有人就坐在银幕后面，看反反电影，也很满足。我的工资58.5元，三分之一送进电影院，无怨无悔。

　　现在，西安原有的老影院大多已经消失，出现了设备齐全、豪华的新影城。但想起我们当年看电影，咀嚼起来仍感到有滋有味。口述小姑两瓣湿乎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