剧中的九儿聪慧泼辣，敢作敢为，但是这个烈女没有两腮泛红的乡土女性的圆腴和勇敢，而是具有深刻杜拉拉气质的文艺女青年。

　　热播电视剧哪家强？各大卫视《红高粱》！

　　自从进入主旋律电视剧季，这一浪超过了此前风靡一时的《勇敢的心》，到了《红高粱》终于渐进。片头赫然的郑晓龙作品，根据诺贝尔文学得主莫言原著改编，周迅、秦海璐、朱亚文等实力派明星的加盟，这部大戏想不成为一时间影视娱乐版的重点话题都难，它可以拿来说事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

　　先是郑晓龙的导演。前两年，七十多集的《甄嬛传》火遍了华界，一时之间，谁人不识甄嬛，几个不知娘娘，连“小主”都成了第三人称代词。郑导的荧幕号召力是毋庸置疑的。

　　再有，结了婚的周公子周迅重返电视荧幕，好像这也是等了好多年的福利一样，怎能不引发人们前来围观的好奇心呢？加之秦海璐的演技足以hold住各类题材，她与周公子的对手戏必定吊人胃口，而朱亚文最近的知名度也在直线上升。

　　最关键的是，打出了莫言这张牌。

　　偏偏《红高粱》先前又有老谋子电影的良好口碑和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。所以，电视剧版的《红高粱》火得顺风顺水，不火才是怪事。

　　然而，我还是想扫兴地说，这不是莫言的“红高粱”。

　　小作坊精心勾兑的贴牌高粱酒

　　如果撇开原著不提，电视剧版的《红高粱》在制作上，可称是精良之作，延续了郑晓龙制作《甄嬛传》精良的态度。这种对电视剧负责任的态度，常值得肯定的。单纯作为一部的剧，应该说，导演对故事的驾驭，演员对人物的拿捏，《红高粱》说得过去。单凭这些，《红高粱》或许可以在同类神剧中略胜一筹。

　　但是，它偏偏要提原著，要提自己和原著之间的关联，那么左眼原著、右眼电视剧地比较着看，电视剧版《红高粱》的整体印象和品格就会被大打折扣。

　　首先，我们一起来看看电视剧《红高粱》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。在时势造英雄、抗日加恋爱的大脉络下，兄弟成仇、三角恋爱、女计、家族秘史……但凡这几年流行的年代戏故事元素，在《红高粱》中都可以找到。从余占鳌、张俊杰、九儿的三角恋爱偶像情感剧，到周公子和秦海璐的“单家甄嬛传”，再到朱豪三、余占鳌、张俊杰的“抗日神剧”，一看来，电视剧版《红高粱》涵盖的内容真的是让人目不暇接，甚至连“刑场上的婚礼”这样亮瞎双眼的高大上桥段都用上了，俨然是这几年年代戏经典故事桥段的收集癖。

　　好好的一个《红高粱》，怎么就劈了跨度这么大的一个叉？

　　这就会给人这样一个：莫言就写了这么多，诺贝尔和经典文学就是这个样。

　　其次，莫言先生深深热爱的高密东北乡具有鲜明的乡土中国的色彩，说得通俗些，就是带着土坷垃的质感。而“单家甄嬛传”部分的款曲和细腻，宅门女和某些基本设定的城镇化，让人们分明看到了一个被“城市化”的高密东北乡。说简明些，电视剧《红高粱》不够土，每一个角色的荧幕气质都是体面和干净的，每一个人物都精致精当，但就是不应该出现这里，都与高密和土地没有关系。高粱长出来了，但是根儿并没有扎到土地里太深。

　　当然，必须承认，电视剧和文学原著不一样。电视剧，无论剧本还是形式语言都有着自己的内在要求。电视剧版《红高粱》并没有充分利用视觉语言，传递原著的美学面貌。导演也试图体现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原始野性的生命力，也无法回避被视为《红高粱》故事中不可或缺的杠夫颠轿、高粱地野合、烧锅出酒等极具仪式感的桥段，但是在这些桥段的用力上，稍显逊色。余占鳌颠轿还算着墨较多的地方，但是镜头的重点是程序和搭建人物关系，而不是美学表达，导演借此在搭建人物关系上比较奏效，但是却丢掉了对原著原始生命的把握。他在不断放弃原著的美学特色，代之以故事化的、叙事性的章节。

　　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，电视剧版《红高粱》中那片神奇广袤的高粱地，在近景中都是颓萎弯垂的，或许原著赋予高粱地的那些修辞是抽象和较高的要求，也不说同名电影镜头色彩的处理手法，最起码张艺谋电影里的高粱是挺拔向上的，不电视剧非要把高粱拍得红，可惜，它连高粱向上挺拔这一点都没能做到。而高粱，是全剧的眼，高粱蔫了，整个剧的就塌了。

　　虽然朱亚文憋粗了嗓音，虽然剿匪抗日也枪枪炮炮，但是电视剧《红高粱》就是一出武戏文唱。周公子对九儿的塑造比较成功，她聪慧泼辣，敢作敢为，但是这个烈女没有两腮泛红的乡土女性的圆腴和勇敢，而是具有深刻杜拉拉气质的文艺女青年，是个干练的职场高手和心术专家，但就是不在高密东北乡的生活之中。

　　所以说，《红高粱》就像一瓶高粱酒，乍喝起来口感还不错，能尝出时行的香型，包装做得也还可以，看起来琳琅满目的照眼，但是慢慢品来，回味中总有勾兑的口感，很像一瓶被小作坊勾兑出来的贴牌酒，距离正品还有一段相当的差距。越是看到最后，就越看不出它和其他抗日神剧的区别，如今流行抗日，《红高粱》正搭。

　　泯然众“剧”矣，连罗汉大爷的死都高张着浪漫主义的色彩，《红高粱》演到最后，终于再也不见莫言。

　　莫言不是这样的

　　莫言的《红高粱》也算与抗日题材沾边，但是他的重心并不在此，抛开当年对小说形式技巧方面的尝试和鼓吹，《红高粱》的重点是一种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原始的野性和力量。这种野性和力量的，直接体现为九儿和余占鳌的生命力，是不住的，是反和反智性的。而电视剧中的九儿和余占鳌，尤其是九儿，有太多的和智性，这不是原始力量的流露，是工于心计的编织，所以味道自然清寡了许多。

　　除此，莫言在小说中表达出来的独特文学感受，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奠定他一流小说家地位的重要基础之一。高密的高粱地粗粝浑厚的肌理和弥漫的直率而神秘的气息，营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地域，它与世，只通向作家的想象和经验。因而，小说的呈现，包括对情节细节的处理，在这一美学感受和想象经验的统辖之下，存在着广泛的模糊地带。这些模糊地带和略带印象派风格的空间，恰恰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审美余地。而到了电视剧，一切变得清晰和锐化。电视剧需要故事的填充，只能掉原著的审美成分。

　　莫言不是这样的，他不是一个敷衍偶像剧的高手，也不是一个为抗日不断追加符合主流历史观价值的作者。

　　《红高粱》也不是这样的，它不是小里小气的宫斗真人秀，也不是在救亡图存中寻找真理的史诗作品。

　　莫言只是一个书写者，书写自己的经验世界中具有人类普遍心验的图景。《红高粱》只是一个传奇，讲诉一个家族淹没在历史文献背后的丰饶的历史。

　　电视剧《红高粱》可看，但是一定不要用电视剧取代原著，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样事物，除了都叫“红高粱”和几个人名，基本上没啥交集。

　　难怪剧评人毛尖用这样的语言形容这个剧：“红高粱黄了。”

　　文\本刊特约撰稿 王一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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