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许，她太务实了、太知趣了、太合时宜了，而他始终怀有理想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得有互补，但却不能在价值观上有差异，而她和他，貌似同途，其实殊……

　　那时候，蔡琴走红已有五年时，杨德昌也已经拍了《海滩的一天》，作为新浪潮的导演之一，他声名日隆。恋爱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蔡琴认为，他们的关系，需要以某种形态确定下来。女作家袁琼琼后来回忆那天的情景，那天，她陪着蔡琴从驻唱的地方回到蔡琴的家里：

　　“蔡琴跟我说她受不了，已经给杨德昌发了最后通牒，如果这男人还不给她个明确定位，她大约就要走掉了……她怕得要死。她在去餐厅前跟杨德昌说，等他想清楚，叫他留话在她的答录机里。”

　　答录机里是有消息的，但蔡琴不敢去听，甚至打算将留言删掉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电话响了，杨德昌打来电话，要蔡琴去听留言：

　　“这时我们才去动答录机。按了‘play’之后，毫无声响。那静默至少也有一分钟之久。之后，是一声长长的，长长的叹息。然后，那个必须下决定的男人说了话：‘你叫我怎么说呢？’这就是杨德昌的全部答复。”

　　袁琼琼陪她一起去了杨德昌的家里。“黑夜里，杨德昌出来开门，他那高高瘦瘦的身形遮蔽了蔡琴。他把那浅蓝色的女孩圈进手弯里，关上了他家的红漆大门。”

　　随后，他们结婚。婚后，杨德昌有一番著名的：“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，不让这份感情掺入任何杂质，不能受到任何的和。因为我们的事业都有待发展，要共同把精力放到工作中去。”最叫人不敢相信、不愿相信是，蔡琴欣然应允了这匪夷所思的“柏拉图式的交流”。同一年，蔡琴推出两张专辑：《此情可待》和《痴痴地等》。

　　放在今天，务实如我们，会觉得这是把大脑换成核桃仁才会做出的决定，可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民歌、爱情文艺片营造出了一个“美好年代”的气氛，而蔡琴正是“民歌运动”的。那样百废待新的、胸口长出一口气的年月里，犹如里敦·斯特莱切在《维多利亚女王传》中所说：“快乐给每一天镀了金。”这镀金年代，什么都是新的，什么都需要尝试，即便是婚姻的形态，似乎都有建设性的可能。

　　蔡琴做了杨德昌的沙龙女主人，把文学艺术圈子里的能人们招为座上客，为杨德昌的电影事业从组织上、干部上、思想上做了准备，并时不时在他的电影里客串个小角色、唱首主题歌，甚至担任美工，如果你足够留心，就会在杨德昌的电影里，看到蔡琴的存在。于是有了《恐怖》、《牯岭街少年事件》、《时代》，于是有了作为“新电影”的杨德昌。

　　他始终有绯闻，她始终不相信，直到有一天，由他告诉她，他早有外遇。他影片中那些的、足以令人灰心的人际关系，落实在了他们中间。于是离婚，形式上的双数变成真实的单数。

　　他可能没别的问题，他甚至也不是薄幸和寡情，他只是没那么爱她，或者说，没他想象中那么爱她。他当初是出于年轻，出于一点点小小的功利心，在犹豫中，又被她紧紧催逼，终于下了决心，以为一切都可以慢慢来，可以通过时间进行解决，但他到底不了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他要求柏拉图式相处，直到他遇到真正触动他的女人——比他小十八岁的彭铠立，他们热情地生了两个孩子，杨德昌还说，与彭铠立在一起的时光，是“生命中最快乐的几年”。然而这种怀疑，是万万不能放到台面上来说的。我们一直相信自己已经不是动物。

　　蔡琴不知道么？她那么聪明，有什么不知道？有什么不懂得？却照样不知道不懂得。莫非每段情都必须令人不知不懂？都终必成空？即便再聪明也为力？这才是这10年情给观者最大的打击。

　　她张扬她的悲伤——她有这个，却闭口不提她所洞见的。演唱会上她点到为止：“该离的婚，离了；该开的刀，开了；该减的肥，减了；该穿的新衣服，穿了。”无不为她的隽语鼓掌欢呼。却没人知道，情歌千阕万阕，不过都是别人的心事，唱情歌，犹如穿戏服，而她那一段情，唱给谁来听？

　　杨德昌去世后，他和蔡琴的“无性婚姻”又被人翻检出来。鉴于他是男人，她是女人，他的领域对普通人来说疏离陌生，她的歌声却遍布有井水之处，影迷以外的群众对他进行评价时，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她，而一旦以她为支点对他进行评判，他的电影立刻变得无足轻重，他是不是一个对电影有极大贡献的天才也显得不重要，他立刻被还原成了一个以不可理喻的方式面对婚姻的男人。普通群众并不想在他的电影和他的婚姻间找到一个均衡点，他首先就是一个负心的人，其次才拍电影。

　　但对当初的蔡琴来说，恐怕并不是这样，她是因为爱才，才爱上他，她是因为爱才，才会以极大的热情和十年最好的时光，来响应他的：“不加入杂质的柏拉图式爱情”。他的电影，他的才华，对他和她的婚姻，对这种“柏拉图式爱情”，至关重要。她是把他的人和他的才打着包一起来爱的，甚至可以说，她是通过他，来爱一切天才的创作和灵感和热情。

　　普通人也会爱才。使这个人区别于那个人，使这个人越过那个人的，不是身体，而是附着在那个人身上的别的东西，谈吐，思想，一点点才气，不过程度轻重不同。巧儿是普通人里爱才的典型，她要得不多，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里，能识字，会劳动，即是才华，使他有别于别的人。而我们生活里那些有才的人，恐怕也不过如此，或者写一笔好字，或者在KTV里能完整地唱几首歌，而这一点点才华，立刻使他或者她在另外一双眼睛里有了光彩，值得投入青春、爱情、后半生。而这一点点才华，不够他或者她经天纬地，却能够使今后的日子过得有点小趣味，就已经足够。就像偶然看到的温情美文里的话，婚姻美满的老夫人回味她的一生，认为她全靠了听了妈妈的话，她的妈妈曾经告诉她，一定要找个说话有趣的男人，因为“几十年的婚姻，要说好多好多的话”。会说话，能使她开心，也是才华。

　　蔡琴比较不幸，她起点太高，她赶上了民歌时代，成为民歌时代著名的女歌手，她需要能和自己进行灵魂对话的人，需要在事业上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，她爱上的不是小才华，不是有才华的普通人，她一口气爱上了电影天才，并以与他们的才华相适应的离奇方式来响应他的一切。这种回应的方式，这种经营婚姻的方式，任何一个妈妈都教不了，她是摸着石头过河，她是以戛纳选片委员会的眼光和标准来选丈夫。这一脚，确实踩空了。

　　有人不了爱人的冲动，去爱他的身体，热烈地关注着他眨眼睛的方式，有人不了爱才的冲动，一次一次用他的才华当包袱皮，把他打了包带进自己的生命，蔡琴是后者。但要我选，首选爱人。

　　在杨德昌的《青梅竹马》中，她是主角，在《时代》里，她真如传说中那样，担任的是美工，在关锦鹏的《地下情》里，她是配角。更别提许多首电影主题歌，许多次片尾曲。而引她走进电影的，是她的“民歌”身份，在那首荟萃港台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六十位华语歌手的《明天会更好》里，她是唱出第一句“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”的那个人——要知道，六十个人中，能有独唱的，只有三分之一，连童安格，都只在大合唱部分出现。而那正是八十年代，由此，就能及彼。她是那个由此及彼的时代的女主人。

　　但，前些年的“民歌三十年”的演唱会后，孙孟晋却说：“还好，蔡琴没参加。这个女人这些年的歌是我非常讨厌的，看上去怀旧情调，其实非常恶俗。”当时，心里就咯噔一下，因为说出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。她是最能审时度势的常青树，实体唱片的年代，她转旧演唱会，听众爱听什么，她就唱什么，即便出唱片，也不过是一首接一首翻唱四十年代“时代曲”——那样成本低，音效和制作上，务必接近“汽车音乐”，这大概是实体唱片最后的一块绿洲了。她承认了周遭的变化，了自己的趋时和迎接。

　　我甚至明白了一点——对于她和杨德昌的婚姻，或许，她太务实了、太知趣了、太合时宜了，而他始终怀有理想，否则，也不会拍出那么些冷僻的片子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得有互补，但却不能在价值观上有差异，而她和他，貌似同途，其实殊。人往往在三十岁后，渐渐显露出本相，她就是这样，水落石出一般，让我们看到她的真貌。或许，也是因为，没有伴侣可以依靠，她就得积极些，为自己的将来打算，不得不抛头露面，投入这动荡的夕阳产业，并因此显得过分入世，以及过分手爪利落。后半生还要出来谋生计的女人，往往因此给人看轻，背后的心理是，她是一个没人可以依靠的人。

　　她只是标本之一。这些年来无数这样标本一般的人、标本一般的事，就像蔡琴，就像许多人，即便过，也还是没有一劳永逸，永远要重新开始，重新进入动荡，重新寻找，重新赢得欢喜——不管因为什么原因。

　　在别处，也还是一样，难以割舍的必须割舍，难以适应的还要重新适应，还要用所剩无几的温度和气力，去暖热怀里的新人，去暖热一所新房子。即便安稳尚在，也知道那只是刹那，也难免惴惴地望向前方，不知道还有什么动荡要来，还有什么命运需要倾尽全力去迎接。

　　fengliuyiy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