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演郭柯的镜头一直在追赶时间：几年前，他拍了一个“”的故事，以《三十二》命名——当时全国仅有32位公开身份的幸存者。

　　22位老人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，被外人期待为“历史的橱窗”。可真正看到这部“没有冲突”的片子，观众才恍悟，相比那段历史的“暗”、“苦”，她们穷尽余生在寻找“明”、“甜”。相比宏大的“历史”，有一种更宏大的主题：活着。

　　林爱兰的腿抬不起来了，抗战期间曾被强日军慰安所的她，如今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粉色的塑料椅子。海南农村，暴雨和艳阳不断切换，这位幸存者日复一日抬起“面条粗细”的胳膊，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。她收养的子女都大了，走远了。

　　两次被日军慰安所的李爱连把过去压在了最深处。她会留意院子里的野猫是否吃了饭，自言自语问小猫“你咋一个人来了呢？怎么没带上你的孩子啊？”她不愿提起那段“珍贵”的历史，“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”。

　　韩国老人毛银梅似乎已经接受了遗忘。幼年流浪的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开设的慰安所，在那里度过了4年。70余年过去，住在湖北孝感农村的老人说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，不太能看懂韩文了。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，她对着郭柯的镜头说：“我记得一点，不记得一点。”

　　与老人相处的时间越长，这个擅长拍摄“剧情跌宕起伏”的导演，越来越难开口要求老人讲述“故事冲突”了，“她如果是我奶奶，我能问你是怎么被的吗？”这个年轻的80后导，“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，首先得尊重她。”

　　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，沉默、平静、琐碎的日常被装进了片子。镜头扫过海南的酷暑、桂林的秋叶、太行山的飞雪，时光不断流逝。

　　一把把菜刀、水果刀、镰刀，挂在当时89岁的林爱兰的房间里，长的、短的，锋利的、钝的，这名老人用各式各样的刀了自己和。

　　曾有报道：林爱兰在抗战时期被日军慰安所被，一生无法生育，之后加入“红色娘子军”上阵杀敌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林爱兰被，她做梦都在“砍日本鬼子”，家里挂满的刀则是准备用来和日本人决一死战的。

　　导演郭柯找到这位老人时，老人独自住在养老院的小房间里，海南的气候潮湿闷热，她却一个礼拜不换衣服。镜头一点点拉近，再拉近，这个逼仄的小房间里，成群的蚂蚁从床上经过，老鼠屎散落在枕头、盆子、柜子的各个角落。

　　“因为小偷很多，他们如果来偷东西，我就拿刀砍他们。”端碗米饭都会颤颤巍巍的林爱兰很认真地回答。

　　没有、生活平静、难见眼泪，当了十几年副导演的郭柯感觉，自己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更真实的。

　　当镜头转移到几千公里外的山西太行山，平静无聊仍占满了画面。李爱连老人是难得的“话匣子”，她挨个问摄制组都是哪儿的人，还和年轻人讨论衣服的款式。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猫，村里大大小小的野猫都会在饭点凑到这里，老人边撒猫粮边和儿媳妇讨论，“这猫腰粗了，怕是快生了。”

　　郭柯想找到老人应该有的“特征”，可相处越久，老人越亲切，每天看到自己就问“吃了吗”。镜头里，历史仿佛只停留在她们布满皱纹的脸上。

　　镜头不断拉远，李爱连靠在炕上安静地看电视，几个小时一晃而过。郭柯坐不住了，他搞不懂，“这些老人真的经历过那些事情吗？”

　　镜头扫到海南的农村，幸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树下乘凉。郭柯透过镜头看过去，老人的面孔都太像了，“都那么平静、苍老”，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幸存者。

　　镜头还抵达了湖北孝感的农村，背井离乡的韩国人毛银梅在中国生活了70余年，她不像“被国仇家恨”的老人，时间似乎稀释了一切。当时年过九旬的老人，只依稀记得几句韩语，她的日常是搬着小板凳，靠着墙壁，静静地发呆。一旁，重孙们正玩着电子游戏。

　　她悄悄跑到地里干活，可是，她太老了，老到已经扛不起锄头、背不起麦子了，她对着镜头揪自己的手背和脸颊。老人的皮肤很松很干，“没有血了，活久了活久了，是个废人了。”

　　片子拍到尾声，几乎全是“无聊”的日常，还有老人的叹息声和笑声，“这是一部关于的纪录片吗？”郭柯很没底。

　　“无聊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？为什么要热闹？”拍了十几年剧情片的郭柯了自己，他决定剔除掉一切来自想象的“矛盾”和“冲突”。

　　镜头里，有人让老人毛银梅进屋拿个杯子，她却听成了被子，嘟囔着“拿不动啊”，缓缓起身到卧室抱起了被子。这个喜欢背着手遛弯的老人，会去房子边的沟渠掏树叶，会摘下新开的栀子花摆在床头，满室清香。

　　韩国驻武汉总馆的工作人员送来贺卡，可毛银梅拿着贺卡却认不出的字，她呆呆地看了半天。她把贺卡拿反了。

　　那段“历史”的痕迹只在不经意间流露。来了客人，“欢迎光临”“请进”“请坐”……一个接一个的日语单词从毛银梅嘴里蹦出来。

　　毛银梅还会唱朝鲜民歌《阿里郎》和《桔梗谣》，但她对着镜头说，当初离开韩国时的情景记不太清了。她只记得分别是在火车站，战争年代，一切都是乱哄哄的，母亲在火车上，她在月台上跑啊跑，可怎么也追不上。有人从火车上扔下食物，她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冲过去捡起来大口大口地吃。

　　郭柯发现，当镜头慢下来后，那些历史的隐痛就露出来了。他去寻访这些老人时，只有村子的地址，可几乎每次到了村子后，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为何而来，能准确无误地指出老人的房子。

　　采访时“刀枪不入”的林爱兰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，可话题一转到亲人，林爱兰就开始不住地哭泣。她的手紧紧抓着那个粉色塑料椅子，哽咽着告诉摄制组，当年，她的母亲被日本人抓住，被绑起来，然后扔进了河里。很快，还未满20岁的林爱兰也被日本人抓住，被送进了慰安所。

　　郭柯说，作为一名合格的导演，那个时候其实他应该高兴，毕竟“终于得到了想要的故事”。可实际上，那一刻的他很难受，他觉得自己离这些老人已经很近很近了，听她们讲那些伤痛，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经历了一样。

　　李爱连已经彻底不把摄制组当外人了，老人午睡时会邀请组里的姑娘一起上炕，每天天不亮起床，给摄制组炸馒头片。

　　毛银梅院里盛开的栀子花味道清新，摄制组的人也很喜欢。老人从树上摘下大大一把，挨个分给摄制组的，有摄影师扛着机器腾不开手，老人就拍拍对方的身子，让壮汉微微蹲下。毛银梅踮起脚，把栀子花别在摄影师衣服的口袋上，然后站在一边，“嘿嘿”笑。

　　从酷暑到初秋，郭柯和30人的团队乘飞机、火车和汽车，和22个老人都见了面。或长或短的拍摄过程中，他发现，老人身上的共同点很多，比如平静、善良和乐观，以及面对镜头的习以为常。

　　出发前他想过如何在不老人的前提下提问并完成拍摄。但事实上，当机器出现时，有老人挺直了腰，“正襟危坐”，嘴里冒出来的是“我不原谅日本人，我要他们认错”。那些长枪短炮，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。

　　出发以前，郭柯还上网搜索过的相关资料。可当他点开搜索页面，出现的全是一个形象——仰拍的一张正哭泣着的苍老的脸，照片说明字里行间都是。

　　“其实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，如果远远地看，她们的生活会每天都带着恨吗？”郭柯觉得，“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些历史，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不断地在对老人进行二次。”

　　他以前不明白，拍摄不就是该让老人提那些过去吗。可几个月近距离的拍摄，让他发现，老人要活下去，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。

　　在海南的拍摄过程里，摄制组遇到了日本志愿者米田。她是个在海南师范大学求学的日本姑娘，因为被老人的故事所震动，时不时探望老人，为老人购置药品和营养品。

　　曾经有一次，米田拿着一位日本军人的照片给一位老人看，她以为老人会生气，可老人竟然笑了，“日本人也老了，胡子都没了啊。”

　　米田对着郭柯的镜头留下了眼泪，“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，可还是对人很好。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。”这个日本姑娘说，“如果我经历了这些事情，可能我会恨死那些人，会恨一辈子，甚至可能。”

　　郭柯懂老人的选择。韦绍兰1944年被日军掳走，送至马岭慰安所。3个月后，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来，却发现噩梦并未结束。

　　一回到家，她就哭了，丈夫却说她“到外面去学坏”。婆婆和邻居都劝丈夫想开一点。丈夫还是过不了这坎儿，躲着她一个人跑到山后去砍柴。

　　那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开始学会了认命，他没上过学、一生未娶，谈了6个姑娘，女方就算同意，家里人也不会同意。36岁的时候，他决定看一辈子牛。从小到大，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是“日本人”，这三个字，“背了这一辈子，坏了这一辈子”。

　　如今，这个“日本人”已经70多岁了，他还记得同母异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关在家里，着“我要买凶杀了你这个日本人”。他说，自己对未来没啥期待了，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时候，“能有哪个人来管我一下就行了”。

　　郭柯很触动。他很清楚，这些老人只有把这些苦痛压到心里最深处，才可以继续生活。这些苦水往回倒，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。

　　镜头里的李爱连总是笑，对孙儿笑，对郭柯笑，对野猫也笑。可提起自己的丈夫，她哭了。抗战胜利后，她从慰安所回家，丈夫告诉她：“从今往后，我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，是日本人抓你去的，不是你自己要去的。”

　　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。老人一直把这段经历埋在心底，前些年很多民间团体上门拜访，李爱连每次都摆摆手，说自己怕给子女丢人，什么也不会讲，“让他们走吧”。儿媳劝她，“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，不用不好意思，那不是你的错。”

　　毛银梅已经记不得韩国家乡的事儿了，她不愿意回国，“都没亲人了”。她说，从慰安所出来以后，自己就不用韩国名字朴车顺了，她开始叫“毛银梅”。“因为毛好，没有毛，就没有现在的日子，我想跟他一个姓。”

　　后来，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。丈夫从未嫌弃过毛银梅的身份，和她恩爱几十年。老人说，丈夫最爱的，莫过于那白色的梅花了。

　　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拨动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，郭柯的答案一定是亲人。这些经历过伤痛、战乱、的老人在晚年轻而易举地被子女捏中了“七寸”。

　　摄制组的志愿者龙庆全程跟拍，作为团队里的“长辈”，她既是郭柯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，也代表摄制组和老人及家人沟通。她和一位老人沟通拍摄，对方告诉她，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摄。原因很简单，“如果我说了，我担心我的子女不再赡养我了”。

　　还有老人跟龙庆哭诉，每次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，总是第二天就被儿子拿走了。龙庆着急，她要替爱心人士给老人捐款。想来想去，她把钱塞进了老人的羽绒服里，这个口袋放一点，那个口袋装一些，可是塞着塞着她又想，老人年纪大了，怎么记得住钱在哪里。

　　海南的一位老人，初次见到龙庆时正嚼着槟榔，嘴里红红的，在一间破屋里卧床不起。龙庆等人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，老人坐上轮椅后出了小屋，旁边是儿子住的两层小洋楼，儿子默默地看着龙庆把老人推出去，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。

　　郭柯觉得，这一切就像一个圆，身处圆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静度日，圆心之外的亲人、邻居甚至是大众却在源源不断地向老人投射。

　　毛银梅把的身份瞒了五十余年，甚至连她的养女都不知情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突如其来的记者才让养女了解了母亲的这层身份。

　　“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、好可怜等等，实际却对老人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。”郭柯很，他认为这些人要么把老人当成了“历史”，要么就是站在高处的同情，自始至终，“我们没有真正敞抱去接纳这些老人”。

　　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来拍摄，很多时候老人开始哭泣，他的镜头就拉远，飞到了天上和窗外，云静静地飘过，雨哗啦啦地落下。大段大段的空镜头和远景让这部片子变得“一点儿也不好看”。因为想一个不落儿地呈现22个老人，这部电影甚至被一些学院派“没有故事”“没有层次”“没有起承转合”。

　　这也许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电影。在95分钟时长的片子里，22位主角轮番登场，没有时间轴，镜头远远的，只来得及“深情地凝视一眼”。

　　从拍摄结束到现在，3年过去了。这期间，郭柯数不清自己经历了多少质疑。有投资人撤资，有发行方打退堂鼓，还有业界纷至沓来的。

　　一次，在一场传媒公司举办的小型看片会上，业内的编剧评价《二十二》：“从艺术创造的角度上看，即便是纪录片，也需要矛盾和冲突，也需要有情节。”

　　坐在角落的龙庆急得不行，她是外行，不敢发言，可她真的很想站起来，替自己的学生郭柯鸣不平。那些矛盾、冲突，其实都有。

　　在李爱连家拍摄时，某天，一场大雨突如其来，老人倚坐在炕上发呆。摄制组当即决定，人员清场，只留下摄像师和龙庆。摄制组决定试试看老人是否愿意开口。许久，老人小声问龙庆，门都关好了吗？

　　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李爱连一边哭，一边说起了当年的。70多年前，日本人把她抓去后，饿了她三天三夜，到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，那年只有18岁的她接过来连吃了8根，吃到后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，嘴却没停。

　　老人开始哭泣，还在断断续续回忆那个她的40多岁的日本人。龙庆对着老人无声地哭泣，里传来郭柯的声音，“龙老师，可以了，停下吧。”

　　这段故事最终没有被剪辑到成片里。 “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，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，问题就有了底线。”郭柯说，自己很倔，在市场面前，他也曾怀疑过，但从没想过低头。

　　纪录片四处碰壁的那段日子里，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龙庆说，大不了片子就作为资料片保存下来，30年后一定有它的价值。

　　其实，剪片子时，郭柯也有过挣扎。他那些“导演的臭毛病”时不时冒出来，让他纠结要不要剪出一部“有故事情节、有节奏感”的片子。

　　剪辑团队翻来覆去啃完十多个硬盘，成片最终比粗剪版少了3分钟，却多了郭柯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内容。比如，一个固定的镜头竟然放了一分钟，没有任何节奏可言。按过去，镜头对准5秒钟后，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就打算切走了，“该考虑观众是不是烦了，该切个近景什么的”。

　　剪辑片子的几个月里，他发现自己能慢慢听懂广西话了。那个说着“眼泪都往心里流了”的韦绍兰在镜头前不止一次地说过，“世界真好”。

　　在残破的土房子里，老人收到了摄制组送给她的毛绒玩具。那是一只红色的小猴子，老人和郭柯都属猴。收到礼物的那天，老人一个劲儿地拨弄着小猴子的尾巴，笑着说“真好玩”。

　　快走了，龙庆担心老人会不舍得，可瘦小的韦绍兰只是站出来目送他们远去，表情“非常平静”。她还给郭柯发了4个包着100元钱的红包，“过年了，你拿着这个回去给妈妈买点糖果吃。”年关将至，拍摄结束后的每年腊月，郭柯和摄制组的代表都会来探望老人。

　　拍摄林爱兰时，曾发生了一件小插曲。当过红色娘子军的老人非常重视发给自己的章。一天，她告诉摄制组，自己的章被一个叫阿憨的村民偷了。她着急的样子让龙庆十分不忍，龙庆匆匆为老人寻章。

　　可是阿憨否认自己偷盗。第二天，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，在一堆死老鼠的尸体里找到了丢失的章。老人笑了，“就像个少女一样，特别羞涩，特别不好意思”。

　　和章一起被发现的，还有老人珍藏的“美元”，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几号，龙庆笑了，她跟老人说，这美元是假的。林爱兰又笑了，脸窝，还躲着镜头。一旁的龙庆觉得老人“内心其实也很柔软啊”。

　　章的故事代替对战争的回忆，和喂养野猫的故事一道挤进了这部95分钟的纪录片。郭柯说，自从2012年开始拍摄《三十二》以来，从来都不是自己在帮助，而是老人在帮助自己这个毛头小伙成长。他越来越清楚，“自己该干什么了”。

　　他跑了一整年的电影节。他太穷了，总是让电影节主办方把返程票订到下一个电影节举办地的城市。全世界奔波一圈儿，片子获得2015年釜山国际电影节“最佳纪录片”提名和2016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“最佳纪录片”提名。在电影节现场，郭柯说：“谢谢你们的包容。”

　　俄罗斯著名导演尼基塔·米哈尔科夫评价《二十二》：“是一部很温暖的电影。”2016年大学生电影节将组委会“特别推荐”颁给了它，可是，这部片子在当时还是离上映遥遥无期。

　　一年过去，郭柯已经把能报名的电影节报了个遍，满打满算有好几十个。新的一年，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。

　　可他还想再为电影做点什么。他还记得，在一个国际影展上，一位日本记者携全家观看了这部片子，他告诉郭柯：“谢谢你拍了这样的片子，没有一味日本，能让我们自己去回想，想想这些老人当年都发生了什么。”

　　郭柯希望，这是一部任何人看了都不会尴尬的片子。“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责备、、，你让人看啥？”他还是那句话，“老人能活到现在，就说明了一切。”

　　电影宣传海报，是手绘的女孩形象。郭柯还特意将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绘海报。郭柯说，自己想让多一些的年轻人走进影院，不这个题材，不被痛苦、洒满泪水的面容吓跑，能知道“这些老人是者，更是我们的”。

　　跑电影节时，他看到，韩国的年轻人把老人绣的花做成了logo，印在手机壳、相册和帽子上，并进行义卖，收益都捐给老人。韩国的明星纷纷在公开场合佩戴纪念的纪念章，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一群体。

　　郭柯曾参与一次韩国纪念活动，活动现场全是中小学生的身影。可去年，上海“海乃家”慰安所去留引发争议时，他从电视里看到，慰安所遗址附近的中学生说，“（）不是很光彩，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，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。”

　　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着镜头说：“你在学校里放了这样一栋房子，对学生到底要起什么样的教育作用？”

　　去年，在侵华日军南京大遇难纪念馆的帮助下，郭柯面向社会众筹片子上映的宣发费用，大半年过去，100余万元被凑齐，31850个名字留在了纪录片的片尾。

　　那也许是史上最长的电影片尾，“要放10分多钟”。光是片尾曲就有8分钟，漆黑的银幕上，31850个名字开始缓缓滚动。

　　片尾曲轻轻放着，“日头出来点点红，照进妹房米海空。米海越空越好耍，只愁命短不愁穷。天上下雨又滑，自己跌倒自己爬。自己忧愁自己解，自流眼泪自抹干 ……”

　　《三十二》正式进军一家视频网站，当那个因为日本血缘而一辈子不能上学、娶不了妻的70多岁老人罗善学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一生时，视频弹出了铺天盖地的弹幕：“你是中国人。”

　　林爱兰悄悄去世了。摄制组赶赴海南，想办法为没有男性后代的老人立碑，将老人的遗物收好，寄给上海的中国“”历史博物馆。他们奔走的身影触动到了老人最小的养女阿香，家境并不富裕的阿香为纪录片捐了款。

　　那位被儿子抢走的老人89岁了。她对龙庆说，自己很多年没过生日了，今年儿女都回来给自己祝寿，无论如何要请摄制组的人一起吃饭，“我管饭，你们一定要来”。

　　“日本人”罗善学养了只可爱的小猫。冬天生着火，老人默默看着小猫扑腾，龙庆觉得“他不再只一个人躲在墙角了，眼里都是温柔”。

　　李爱连的脚、手、喉咙一个接一个地“失灵”，她生活的半径越来越窄，整日躺在炕上。她很思念这些远方的年轻人，总让儿媳给郭柯发消息，说“自己最近身体不太好，能不能来看看我”。

　　第二天，李爱连似乎忘记了昨天的对话，又对着儿媳嘟囔让郭柯来看看自己，只是，她的喉咙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了，总有一口痰卡着，说着说着就没了力气，只听得见微弱的气声。

　　龙庆的手机内存早就不够了，她拍了“数都数不清”的照片，可还是总错过和老人的分离。22这个数字自从他们离开那一刻就跳动起来，3年后的今天，这个数字暂时定格在了9。

　　每当一位老人离世，郭柯就会在纪录片片尾处，给老人的名字加个框。可最近这些日子，老人走得太快了，他甚至来不及加框。

　　他说，也许有一天，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，回到当初遇见她们时那样，老人对着镜头笑啊笑，彷佛这些年，她们从没有离开过。

　　2016年4月19日，习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。一年过去了，让我们再次重温总4·19讲话，看看我国网信事业的新进展、新变化，感受国家的进步、百姓的收获。

　　2017年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政协委员们齐聚，共商国是。传媒界的政协委员都有谁，他们带来什么提案，关注哪些话题，人民网传媒频道特地予以梳理，以飨读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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