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石川一生编导了156部影片，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导演艺术家，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《难夫难妻》；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企业家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最知名的电影制片厂：他是中国电影的奠基人和鼻祖。
父亲张和巨做蚕茧小生意，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失去了父亲，张石川只好离开家乡宁波，坐船来到上海，投靠舅父经润三。经润三是华洋公司总经理，把外甥张石川安排进公司做一份普通工作。
张石川人小志气大，看到舅父在社会上有名有利，呼风唤雨，暗暗下决心将来也要成为和舅父一样的人上人。他明白，要想出人头地就要有本事，于是，白天上班，晚上上英文夜校。一两年后，他能讲一口洋泾浜英语，这让周围的亲友同事大为惊讶。
上海南寿保险公司总经理美国人依什儿看好电影能赚钱，买下一个亚细亚影戏公司。他和好友萨弗商量，认为在中国拍摄电影要请中国人来当顾问，这样才能赚钱。他们想到了中国朋友张石川，他机灵聪明，办事可靠，最重要的是他会说英语。他们邀请张石川担任亚细亚影戏公司顾问，主持亚细亚拍电影的拍摄工作。
张石川对美国人的信任既感激又兴奋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看到新兴的电影业前途无限，年轻人进入成长性高的行业有奔头。他尽管连没有看过几部电影，但马上一口答应。
当顾问的第二年，张石川的目光盯住了南市新舞台上连台文明戏《黑籍》，这出描写一家人吸食鸦片导致的故事，很受欢迎。张石川买票请美国人依什儿看戏，告诉他如果把这部戏拍成电影，肯定销好。美国人依什尔看完戏点头同意，决定投资拍摄《黑籍》电影。
张石川负责搭建拍摄班子，兴奋地请朋友郑正秋入伙，他写得一手好剧评，会演文明戏，在戏剧界有许多朋友。郑正秋兴致很高，积极响应。这时，意外的事发生了，美国人依什儿听说《黑籍》演出时，外国烟土贩子雇用往后台送过，怕拍成电影会有麻烦，于是决定电影不拍了。
张石川遭此打击很沮丧，他认识到做事要想成功，必须要有决策权。他想出一个计谋，向美国人依什尔说，为了尽更多的责任，他想和郑正秋、他的另一位舅父经营三（经润三的弟弟）等人成立一个新民公司。
“我们负责‘亚细亚’从编剧、导演到制片的全部工作，您负责出钱和发行，我们共同分利。”张石川提议。
于是，在上海“亚细亚影戏公司”招牌旁，新挂上了一块“新民公司”的牌子。张石川看着公司牌子，乐不可支。
不久，张石川拿着郑正秋创作的《难夫难妻》剧本来找美国人依什尔，详细解释了剧本内容。美国人依什尔同意马上投资。
张石川自任导演，选在5号就是亚细亚公司对面的一块空地上，用竹篱笆围个圈，在圈内布置舞台，三面挂上幕布当作三堵墙，摄影棚就算搭好了。为了省钱，墙上自鸣钟、衣帽钩都是画出来的，部分桌椅是让寿衣店扎出来的。
1913年9月中旬，新新舞台大门前，就是今天南京东湖北口的七重天宾馆，一张巨幅海报上，“难夫难妻”四个大字吸引了行人的目光；“难夫难妻”下面写着：“9月29日、30日，10月1日，夜场，8时开门，9时开幕，试映我国自己摄制的社会剧电影《难夫难妻》，不可不一饱眼福。”
1913年年9月29日晚上9点，新新舞台举行《难夫难妻》首映式，电影放映前观众如潮，电影放映后全场热烈鼓掌。《难夫难妻》在上海连续放映2个多月，观众竞相前来，场场暴满。
《难夫难妻》放映30分钟，是情节比较简单的短片，但它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里程碑，是第一部中国人制作的故事片。
张石川欣喜若狂，决心这辈子就干电影了。此后，他几乎每天抽时间去电影院看美国喜剧电影，探 究其中的奥妙……
1922年新年的钟声敲响了，张石川和好兄弟郑正秋频繁商议，又约上周剑云、郑鹧鸪和任矜苹，5人一共凑了万把块钱，一起成立电影拍摄公司。
3月初， “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”挂牌成立，张石川担任总经理兼导演，郑正秋会协理兼编剧，其他股东分别负责发行、宣传等事务。
公司最初由张石川导演了4部短片，市场反映并不见佳；公司重磅推出根据上海一件真实命案改编的电影《张欣生》，不料由于影片过度渲染案件的，甚至出现了“蒸骨”等骇人场面，被统严令上映。
张石川始料不及,他主张的“处处惟兴趣是尚”的制片方针碰壁了。之前，张石川到汉口发行《张雨生》，在火车上就构思下一部电影情节故事。这时，他把构思讲给郑正秋听，获得他的高度称赞，张石川投拍这部电影。
郑正秋的剧本写好了，故事梗概是，一个富翁杨寿昌在儿子死后怀疑儿媳不贞，将其赶出。儿媳余蔚如忍辱负重将儿子养大，送入杨寿昌所办的学校读书。一天，当年儿媳的侄子密谋害死杨寿昌，夺其家产，被孙子余璞挺身相救。最后大白，一家人终于团聚。郑正秋在电影中推行他的电影要有“”作用的，影片主题是“教孝”、“”、“劝学”、“”；片中人物被归结与恶的代表，儿媳余蔚如就是“贤妻良母”类型。
张石川跟着精心挑选演员。他经股东任矜苹介绍，和一位一家烟草公司打字员王汉伦见面。她装束时髦，英语流利，是当时少见的摩登女郎，张石川邀请她扮演寡居的贤妻良母。
张石川邀请一家眼镜公司验光员王献斋扮演角色，他是在修眼镜时认识王献斋的。王汉伦尽管初上银幕，却成功地扮演了一位温柔坚韧的旧式妇女，王献斋也是演得活灵活活现。在明星公司初创时期，张石川捧红了王汉伦、杨耐梅、张织云和宣景琳“四大名旦”。此是后话。
1923年，明星公司在海宁锡金公所的隔壁，圈了一块空地当做露天摄影棚。拍摄期间，天气炎热，导演和演员等天天在烈日下工作，大家干劲实足。终于，张石川花了8个月，终于将《孤儿救祖记》拍摄完成。
《孤儿救祖记》在公司内部放映，大家一致叫好。影片还没有来得及最后剪接好，连字幕还没有上去，负责发行的任矜萍已经兴奋地把它送到上海大戏院试映。经理曾焕堂看了一半就发火了，“笑话！这种片子也可以拿到我们这里来放映吗？”任矜萍原来想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，上海大戏院声誉好，许多外国好片都是在这儿公映的，不料碰了一鼻子灰，回到公司把事情说了，大家都怒形于色，愤愤不平，张石川则低着头羞愧万分。
〈〈孤儿救祖记〉〉可以公映了，可是《义和团》《北洋水师》《木兰从军》三部电影风行一时，这时公映以普通家庭为表现对象的社会剧《孤儿救祖记》会有票房吗？这部电影的销票房会决定明星公司的命运，他们已经输不起了。
1923年12月18日，影片在上海爱普庐影戏院试演，张石川、郑正秋等人和公司同仁等都极为紧张，密切关注观众和评论界的反应。影片放映结束，观众席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
1923年12月28日，影片在六马申江大戏院即中央大戏院公映，引起轰动。以后，又在南京、汉口、天津等地连映六七个月，“营业之盛，首屈一指；之佳，亦一时无两。”
明星公司也成功了，1928年公司公开扩股20万元（每股10元），人们纷纷认股，很快就招足了20万；而在5年前的1923年公司刚成立公开招股，连续几年无人问津。
张石川既当老板又当导演，整天很忙，不是在拍电影，就是在准备拍电影，或者在谈卖电影，因此很少在家，根本顾不上孩子的学习，孩子的成绩并不好。
那天深夜张石川回家，进门就看见儿子房间里的灯亮着，感到很高兴。儿子用功了，不过，这么晚了也应该休息了。他隔着窗玻璃说“当心身体，早点睡觉”，他看见儿子拉过一本书盖住他面前的书，心里顿生疑惑，于是推门而入，结果发现儿子面前的书，是风靡全国的长篇武侠小说《江湖奇侠传》。
张石川发火了，打了儿子一记耳光，还了小说。他回到自己房间，随手翻书，马上也被吸引了。他眼睛一亮，这本书拍成电影肯定赚钱啊！
还有一种说法，张石川坐在马桶上方便，随手拿过一本《江湖奇侠传》解闷，看着看着，突然灵机一动，觉得拍成电影一定叫座儿。
不管如何，张石川看中《江湖奇侠传》，这部小说的人物金罗汉、甘联珠、知圆、红姑、柳迟与飞剑小侠陈继志等，家喻户晓，把小说改编拍成电影，一定会引起轰动。
当时，中国电影界还从来没人拍过武侠片，明星公司层也有不同声音，认为这种片子太“下里巴人”，观众不会喜欢。
张石川请著名摄影师董克毅担任电影摄影，他透过真实人物与形象融合的办法，在银幕上将人任意放大和缩小，用特技摄影技术人物“分身”；董克毅凭着想象构思了空中飞人的拍摄法，那就是中国武侠电影的传家之宝———吊钢丝。
张石川让著名演员扮演主角红姑，胡蝶身着戏装、腰挂铁丝悬在空中，在巨型电扇吹出的大风吹拂下，衣袂飘飘，胡蝶心中怕得要命，脸上强作微笑，如神似仙向观众飞来，令人惊心动魄，如痴如醉。电影拍摄的几十年后，胡蝶已经定居，一天她碰到一位60多岁的影迷，他对胡蝶说：“我看过您的《火烧红莲寺》，那时我也只有七八岁，但是红姑在银幕上徐徐飞行的轻功，我至今也还记得。您那时演的红姑线日，《火烧红莲寺》在上海中央大戏院正式公映。
电影引起巨大轰动，人人争看此片。南京、天津、北平、广州等地，都争先恐后地上映。当时用“争先恐后”、“誉满东方”、“人人欢迎”等语言来这部影片。
作家茅盾在文章中也说：“《火烧红莲寺》对于小市民魔力之大，只要你一到那开映这影片的影戏院内就可以看到，叫好，拍掌，在那些影戏院里是不禁的；从头到尾，你是在狂热的包围中……”
张石川也为电影的成功欣喜若狂，他在三年内，连续拍出了18集续集。从1928年起到1931年6月最后一集上映，几乎每集都引起热烈轰动。
《火烧红莲寺》的问世，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武侠神怪片拍摄热潮，从1928年到1931年大约3年间，上海50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400部影片，武侠片就占了227部。
在张石川拍摄《火红红莲寺》后，武侠电影成为界影坛上最富于中国特色的电影种类。《火烧红莲寺》在商业获得巨大成功，开辟了一种新的电影样式。
《火烧红莲寺》上映8年后，1936年2月，著名电影演员卓别林夫妇到中国访问，专门参观了明星电影公司，会见了张石川、郑正秋和胡蝶等人，卓别林夫妇并物地到共舞台大戏院观看了张石川导演的《火烧红莲寺》影片。
他从宁波到上海滩，在一家妓院里结识了一名，一见钟情就爱上了她，两人迅速同居。不久他们有了孩子，一家生活倒也和和睦睦。随着张石川在上海的发展看好，他有了新的引诱。
1920年，张石川结识了上海“皮货大王”何咏昌，他连连夸张石川精明强干，有志向，将来必能成大事。当时瑞洋行聘请何咏昌当经理，他推荐张石川，这样，张石川担任了瑞慎洋行买办，很受外国老板赏识。
张石川把迎娶新人的事告诉发妻，发妻惊愕，但没有理由反对。她出身贫贱，没有能力帮上丈夫，丈夫找的新人特别富有，对丈夫的发展肯定有利。
1935年7月，郑正秋病危。7月14日，张石川赶到郑家探望，两人热烈地憧憬公司的未来。15日晚，张石川接到告急电话，马上赶到郑正秋家；这时，郑正秋或而，或而昏迷，张石川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，一直陪伴好友郑正秋睡着，这时已经天亮了，他匆匆赶回公司。郑正秋病情恶化，终于于世长辞。7月18日下午2时举行公祭大会，张石川发表了沉痛的讲话，他说得泪流满面，声音哽咽，全场为之动容。3时，举殡发引，郑正秋的灵柩由张石川、胡蝶、蔡楚生等16人扶上灵车，直达江湾八邑山庄，送行的有二千余人。
岁月流逝，张石川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，随着日本人侵入上海，他的命运发生了剧烈的转折。1937年11月，明星公司与日伪联合拍片，枫林桥摄制厂被日伪纵火。张石川带着的部分机械、物资加入国华影片公司。以后，刘硕和关昕他先是在伪军“中联”电影公司担任分厂厂长兼导演，1943年5月参加伪“华影”任职制片部长，继续风光一时。上海沦陷期间，张石川导演过两部电影《快乐》和《》。
抗战胜利，张石川正在拍摄《长相思》电影，突然从上海传来消息，张石川和张善琨、柳中浩、陈燕燕、华等十六七人以“罪”被论处。张石川大吃一惊，惶惶不安。他本来患有许多慢性病，心脏病和糖尿病同时发作，倒了下来。待到病情稍稍缓和，他把拍了一半的《长相思》丢给其他人拍摄，带病匆匆赶回上海。
张石川的妻子何秀君这样回忆道：“当时，我随石川在，上海家里只有一群年轻孩子。一接到传票，都吓慌了。幸好当时吴绍澍正追
不久，他就做了“大同”的制片主任。可惜，他身体已经难以支撑他的雄心了，柳中亮说他不必到公司，公司有事上门请教。
以后，柳中亮的儿子柳和清经常上门请教，张石川在病榻上详尽地给予指点。“大同”从1948年成立开始拍片一直到1949年，总共拍了十来部电影，都是张石川拍片的风格，1948年，张石川出场，导演了一部《的女性》，这是他最后的作品。
因为如此，张石川从影30多年，总共拍摄了156部电影，艺术上或技术上的创新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，都创造了电影史上的奇迹。在他影片里担当过角色的演员，后来许多都成为名演员，如王汉伦、杨耐梅、张织云和宣景琳等“四大名旦”，她也捧红了胡蝶、周璇和白云等影星。
再美好的人生美景，也会在时光中淡去，岁月的风尘，几乎了张石川的英名，可是，他在上海电影发展史上的贡献，永远是一段锦绣华章，无人能够企及，更不要说超越了。关于他的话题，永远不会在流年里斑驳。
张石川(1889-1953)，原名通，字蚀川，浙江宁波镇海霞浦(今属北仑区)人。中国电影界首位导演艺术家、电影事业家、电影企业家。张石川字蚀川，因蚀含有亏本之意，搞电影后改为石川。
1922年，张石川与郑正秋、周剑云、郑鹧鸪、任矜苹等人合作，在上海杜美（今东湖）创办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，任总经理兼导演。因经营，明星公司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、名声最响的影片公司。
1928年，张石川导演18集神怪武侠片《火烧红莲寺》，在上海电影界引起竞拍神怪武侠片的潮流。1930年，导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片《歌女红牡丹》。
1932年,上海爆发日本人入侵的“一•二八”事变。中队19军与日军血战，轰动了世界。那天上午，电影公司老板张石川脱下大衣西装，换上一身普通棉衣，头戴钢盔，扛起摄像机，驱车直赴战场。他用镜头真实摄录下这场血战的真实情景，有几次子弹呼啸着从耳边擦过，他险些丧命，这让他吓了一跳，可他还是继续拍摄。